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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春晓：“互联网时代”，我们仍低估了它的影响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文 | 梁春晓
20世纪末期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影响到当下每一个人。最直观的体会，当然就是智能手机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一部手机，不仅能完成最一般的实时交流功能，它还可以整合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等多项需求。
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分析其对当下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定义时代主题的基础性意义。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广义的信息技术，是人类传播信息的手段、技艺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当然也包括当下渗透人们生活之中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刚兴起之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优化提升工业生产，但并不会对工业时代的模式体系产生根本影响。
当时人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互联网会让工厂生产与商场管理更有效率;但是，当人们在想象互联网会让消费者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场购物更方便之时，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尔玛模式会被淘宝模式颠覆掉。
实际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联网界人士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互联网革命可能要从百年大计的视野重新理解，要将它作为一个世纪性命题加以思考。
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在这样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原有的构成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识产权等等，它们所指向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们能否继续以传统定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经是必须认真直面的问题。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革命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在思想方法层面，互联网革命也给予我们一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来看待人类社会，可以发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节点，一个是连接。
所谓节点，包括人、组织、村庄、工厂、国家这些实体，而联结这种节点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访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现在的打电话、上网、微信等等，都可以视为是连接。
回顾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一段时期内的突破重点会集中在节点上：比如电影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等等。之后，随着节点本身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比如教育体系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
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比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超能电池等新事物。
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六十年，人类先在节点上获得突破，如计算机的产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如互联网的扩展;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技术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这样的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获得巨额估值，主要价值依据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数据。数据有可能超越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我们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
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或者叫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
比如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两个亿，每天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两千万，商品规模超过十亿件——仅2016年“双十一”一天就产生了一千多亿的交易额。在有淘宝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万个店铺，它天然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仅在淘宝平台之上，就何止有700万个店铺?
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线上与线下的对接与协同。而数量超过亿计的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个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即没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能力，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滴滴打车也是如此。
我们把此种新的经济形态称为共享或者分享经济，说明它的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以所有权、使用权为基本概念的经济学内容。
分享经济有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第二，它需要大规模参与，参与的主体数量都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第三，它要依靠数据的智能匹配。
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现共享单车?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现在，听说有投资人想要在菲律宾推出共享单车，但是，菲律宾连基础的移动网路都不完善，也没有网上支付这些先决条件，怎么推共享经济?
因而，我们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要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所附着的基本条件，没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生商业模式是很难成长壮大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正在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传统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
人们按照生产环节进行产业划分。种麦子可以称之为第一产业，把麦子磨成面粉则称为第二产业，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则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横向划分显然出现了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按照传统归类方式，理发属于第三产业，移动网络运营商也是属于第三产业——天差地别的两种行业却属于同一产业。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归类方式来作为我们经济统计、政策制定的依据，一定会遮蔽我们对现实巨变的认识和理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已经开始失效，它已经很难刻画出当下的产业结构特征。
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不能固守横向分工的旧视角，而是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革命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
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平台掌握数据，非常关键，淘宝、天猫、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
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响应市场发展，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越来越多个体从原有的组织、体制、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半游离状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联结、组合，产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成为这样的自由连接体的终端。最近，在一个高校所做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显示，95后的大学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选择毕业以后不就业——不考公务员，不到公司做职员，而是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出版人/学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连接——以后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斜杠人生”了。现在，此种自由就业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
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人知识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识。信息时代的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
比如，面对一个智能设备，现在的一个儿童几乎不用看说明书，稍加摸索就能熟练运用，而家长却还是按部就班地依赖说明书指导，并且未必能掌握——这是他们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带来的限制。
当此类的挫败不断出现时，家长的权威就会出现问题。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其他老师，而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架构。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的冲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土知识体系被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颠覆和替换。而到了今天，这种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替换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观念冲击、伦理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面对由此而来的观念混乱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过去，重新拥抱农业文明的知识经验，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我们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价值诉求不断高涨，而且日渐难以靠压制和无视的方式加以应对。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治理可以视为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不是像过去一般依靠一个中心来进行控制，不是依靠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依靠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心来分层地进行控制，不是所谓的联邦式治理。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这样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
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单边形式的管理模式，而是要善于利用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要更为重视开放、对等、公平的原则，尽最大可能实现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创造出互联网时代的新公共性。
我们要创造的治理形态，是所有角色都是对等、平等、开放、连接的治理形态，是可以不断激发不同人的创意、创新、创造力的治理形态。这是一种生态化的治理，是多方协同的治理。
(注：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8月刊，作者：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梁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