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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写入不正当竞争条款的价值指向：社会公共利益被郑重重提
稍有梳理，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虽然是首次，但其实由来已久，至少早在2006年便有了修订稿。这其中的冲突意味，本身也折射了此法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求索漫漫”。深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于利益博弈的激烈。
从经过首次修订后最后面目看，未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不少亮点，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则是新法首次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些全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经营者利用网络技术影响用户选择，进而干扰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等行为，将被纳入法律监管范围。
将互联网写入不正当竞争条款，有几个可以想见的时代背景：第一，这是法治建设对互联网时代的主动拥抱。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中，互联网因子已经深入其中，作为市场经济宪法，绕不开对互联网的关注；第二，从立法技术层面讲，这是对一般条款中“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的具体化。将“一般条款具体化”，这是大陆法系在法治演进中的探索经验，并且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证明其合理性和先进性。
而回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互联网领域的具体条款，在时代背景之外，更值得言说的是，是它的价值指向——从利益保护到利益权衡的转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着眼的，是对具体市场行为者的规制，所指向的是对相关利益者的保护，更具体来说，是保护竞争者。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一个更流行的“潮流”是，从保护竞争者向保护社会公众的转变。这里依然是“保护”，但是社会公众的突出，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除了对竞争者的保护，还必须考量包括直接消费者、间接消费者在内的多方利益诉求。
以“经营者利用网络技术影响用户选择、干扰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等行为，将被纳入法律监管范围”为例，这里除了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的关系外，还有“用户选择”的存在。围绕着他们三者之间发生的市场经济关系，用户选择甚至是占据最终的角色，因为，这将直接影响用户的消费权益，以及那些潜在用户的权益，最终影响的，可能还包括整个消费生态。所以，在相关的立法规制上，必须有对各方利益保护的权衡，而不再简单地停留于对竞争者的保护。事实上，这与互联网精神所提倡的开放、共赢一脉相承。
恰缘于此，将互联网写入不正当竞争条款，便有了别样的价值指向——在保障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互联网时代的开放之外，社会公共利益被郑重重提。之所以说是再次，因为在93年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一句话便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