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互联网金融走在世界最前列

　　黄益平分享在严监管的政策环境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未来。

　　第一，中国的科技金融可能是走在世界前列。这既有数据支持，也有直观的观察。最近我们去美国考察科技金融，他们有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技术。但是所有人考察完之后有一个共同感受：中国的科技金融可能是走在是世界前列的。应该说这一定意义上和我们过去的认识比较一致，但是我们到美国看了之后感受更加深刻。如果我们简单去看全球的科技金融公司，我可以列很多名单，但是如果大家看全球最大的五家科技金融公司，有四家是中国的。如果我们看总体市场规模，包括像第三方支付、网络贷款，中国的市场规模都是最大的。

　　第二，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很快，但地区差异明显。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构建了一个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分解到每个业务不同省份，包括不同的地级市。从指数结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1.互联网金融产业平均每年翻一番。

　　2.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是由年轻人推动。

　　3.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其中心在杭州，在长三角。因此地区差异非常明显。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指数，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这个指数是用深度学习的技术对1800万条媒体的报道做了提炼，最后提炼出情绪指数。这个情绪指数有三个部分，我这里讲两个。

　　1.关注度指数。媒体或者是公众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关注度的高低(数字越高关注度越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关注度指数一直在上升，但是到2015年之后慢慢有所回落。

　　2.正负情绪指数。我们知道对互联网行业关注度高，有可能是正面关注，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好有很多投资机会和理财机会，也可能是负面关注。这个关注度也在大幅度波动，从2013年开始，这个指数一直不断上行。到2015年7月，十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发布了《P2P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情绪指数到了顶峰之后回落，一直到最近才有所回升。这个情绪的大幅振荡，大家肯定不会觉得特别意外，其背后有很多故事，有可能是这个行业里出现的一些风险和事件导致了公众情绪的变化，但是也可能确实是一些监管政策开始出来导致。比如，在互联网金融行业，从支付宝2004年开始上线算，很长时间内是没有监管政策的，到2015年十部委才开始思考如何监管互联网金融行业。开始监管对一部分的从业者来说是好事情，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怎么监管，从业者不知道，监管者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能高速发展而且在全球领先?在和美国的比较当中，有两点比较明显。

　　第一，我们国家的金融空白比较大，普惠金融的需求非常高。说到第三方支付的时候，我们问美国专家，为什么美国的第三方支付没有发展起来，他说有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信用卡非常普及，非常方便，而且对消费者来说非常便利，有很多优惠。实际上信用卡只是一个例子。我的解释是：在美国传统金融对老百姓、对企业的服务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市场空白比较小。而我们国家的空白比较大，普惠金融的需求非常高，所以我们的互联网金融一起来就发展了。

　　第二，监管的态度很重要。我们到美国一家互联网金融机构去参观时，他挂了二三十张牌照，各个州都有非常多的监管，他的发展就比较困难。而我们的监管则比较宽容，客观上来说为我们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但是现在环境会慢慢发生改变，监管政策开始改变，对市场、对行业来说就可能有一些不确定性。因此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情感指数的变化。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行业本身确实在不断振荡。比如，P2P网络贷款，我们从2007年第一家P2P平台上线到2014年时，中国的市场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贷款市场，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市场，成为领头羊。同时，我们的问题也很多。2017年6月累计的P2P平台总数里，问题平台比例是64%。在这个行业里，这样一个数据表明，确实有很多鱼龙混杂甚至是恶意诈骗的事件，风险很高。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能看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今天很多人都说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元年，那是因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到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在随后的四年几乎每年都提到互联网金融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工作报告对互联网金融本身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原来是更多地鼓励，现在更多地关注风险，所以环境确实在发生变化。

　　互联网金融到底有没有价值?应该说，它为我们解决普惠金融的难题提供了一种方案。北京大学数字研究中心做的第三个指数，叫“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个指数把全国各个地级市分为不同的梯队，第一梯队是红色，第二梯队是橙色，第三梯队是黄色，第四梯队是绿色。根据这个指数，2011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是绿色，而2015年时大部分地区变成橙色和黄色，绿色变成很小的一部分。地区之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迅速缩小，落后地区的发展在变快，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数字金融可能是解决普惠金融很好的方案。

　　当然，互联网金融因为其本身的特点——风险比较多，传导比较快，有很多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对低一些。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对传统的金融监管有了挑战。首先，货币政策的影响，对货币的度量和货币政策的传导引发了新变化。第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技术。大数据分析的长尾效应，就会出现一家平台可能为所有客户提供服务会不会带来垄断的问题?监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大数据分析可以真正应用到金融交易当中，帮助我们解决金融问题，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会不会加剧市场上的羊群效应?第三，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是混业经营，而且有一些已经是重要机构，如何对这些机构进行监管，防范风险，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这些都值得我们探索。

　　过去我们的做法和经验，包括国际上很好的做法，都值得借鉴。比如创新中心、监管沙盒都是很好的办法，在创新和稳定之间似乎可以求得一个平衡。美国金融科技的经验表明，多头监管会明显降低效率，不适合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包括我们在美国调研P2P网贷，他们现在喜欢自称“市场场景”，实际上他们碰到的问题是：很多公司很难真正地做到信息中介的定位。这时，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监管框架当中要求所有P2P平台都做信息中介，不许做金融中介。在美国，P2P平台很难完全做到信息中介，在中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对数据保护的问题。当前，数据保护不严，个人隐私容易受到侵犯。数据保护过度同样也会有问题。比如，我们去美国P2P贷款公司做调查，有一家公司，我问他们如何用大数据分析个人的征信状况，公司高管说其实很难，因为美国有《信贷机会均等法》，其基本要求是不能用个人的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等等分析信用。所以，对这些数据都有管控的时候，大数据分析就会很难。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确实很难。

　　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展望。互联网金融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一些机会，也碰到一些问题。我想讲三点：

　　一、互联网金融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生长，有的人称之为“野蛮生长”，现在加强监管，把它纳入监管框架当中是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可能会进入整顿、调整甚至是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

　　二、数字技术为解决金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只是一种方案，未来我们会看到，互联网公司做金融和金融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两个倾向会不断趋同、融合。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自会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

　　三、未来的发展，技术是有用的，但技术多大程度上可以让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取决于监管和技术两个方面。首先，技术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计算的问题，分析的问题。对大多数金融公司来说，核心就是风控和获客。第二是监管的问题。监管太松容易引发风险爆发，可能把这个行业摧毁;监管过严就会把很多潜在发展机会消灭掉。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我非常赞成蔡鄂生主席的观点，监管者的责任变得更重，我们既要让行业有发展机会，同时又要牢牢把握住系统风险。(来源：新华网 文/黄益平)